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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梵互动台湾非首要考察元素

时间:2018-03-06  来源:多维TW  作者:许陈品 应濯 点击:

 自从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,两岸各自为寻求政权获得国际社会承认,在外交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,包括争夺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席次以及邦交国的数目上,呈现双方互不相让的零和状态。

 
2016年,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后,迄今台湾仅存的20个邦交国之中,位于欧洲的唯一邦交国,同时也极具宗教影响力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(教廷),近期传出了有可能克服与对岸正式建交的最大障碍,即达成「主教任命协议」。一旦如此,台湾将失去现存最有影响力的邦交国,且鉴于梵蒂冈对中南美洲天主教邦交国的影响,台湾恐面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以来对外关系的「地动山摇」。
 
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,且对岸持续封杀民进党政府的国际空间背景下,倘若梵蒂冈弃台湾而与大陆建交,一些人难免会认为此举是针对台湾。然而历数中梵在1951年断交的事实和近年来中梵走近,不难看出,中梵关系最主要的障碍是宗教因素,更精确地说,在于主教任命权,只不过客观后果会严重影响到台湾。
 
台湾并非中梵关系最大障碍
 
不少人会以为,由于台湾与梵蒂冈具有邦交关系,所以中梵关系的最大障碍,应会是台湾因素。其实并不然,梵蒂冈最早并不是在台湾设立使馆,而是在对岸。1942年梵蒂冈就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,并于1946年设立驻华公使馆。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,梵蒂冈驻华使馆非但未跟随撤离,反而继续留在对岸活动。
 
随着共产党政权逐渐站稳了脚跟,其与梵蒂冈之间的宗教矛盾便不断加深,甚至为了压制天主教活动,而不惜动用政治力量,并驱逐时任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(Cardinal A. Riberi),导致1951年梵蒂冈与对岸断绝关系,次年转而在台北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,并于1959年升格为大使馆。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。
 
中梵之间的矛盾,大致包含三个因素。首先,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,历来注重政治权利居于绝对主导位置,警惕包括宗教在内任何力量的威胁。这也是为何佛教传入中国并发展壮大后,不少帝王采取压制,乃至排佛、灭佛措施。中共对此更是容易敏感。晚清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国家的欺凌,纷乱不止,所以中共好不容易摆脱列强欺凌建立完整主权后,对于包括宗教在内的境外力量尤其敏感。
 
其次,梵蒂冈天主教会内的「圣统制」,即由教会推选人选、教廷祝圣任命主教,宣称超越世俗国家之上,建立起一种有别于效忠国家政权的另类忠诚,这在欧洲中世纪曾造就教会独裁,甚至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,引起王权更迭。对于历来主张「党政军民学,东西南北中,党是领导一切的」中共而言,自然不能接受为数甚广的民众效忠他国宗教领袖。宗教政策一直被中共归在统战工作的一环,关键在于拥护「中共领导」。习近平于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到:「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,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。」由此可知,宗教必须服膺于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中共的领导,是对岸绝对不能逾越的政治红线。因此中共建政后,「三自教会」(自治、自养、自传)成为其对基督教会的基本态度,大陆各教区的主教则由官方透过「自选自圣」方式自行任命。
 
再者,作为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(Marxism)系奉行无神论,推崇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,与基督宗教宣称「信仰能使世人获得救赎」、「在精神领域建立王国」的观点互相矛盾,所以中共绝不鼓励宗教信仰,并对人民进行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。但基于实用主义,现阶段视宗教力量为实行「统一战线」的对象,要将其纳入到可掌控的体制内,用以反对境外势力的渗透,最终巩固共产党的领导。
 
正是基于这三大因素,对岸一直非常在意主教任命权,只要问题得不到解决,中梵两国就不可能正式建交;反之,一旦中梵达成共识,建交就是迟早的事情。
 
回顾近年来中梵关系快速升温,教宗方济各(Pope Francis)上任之初,便多次向中国大陆递出和平的橄榄枝,并透露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信息。
 
台湾应有心理准备
 
习近平于2013年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时,方济各即发过祝贺信,也是历任致函中国领导人的教宗中,首位透露有获得回信者。
 
2014年8月方济各访问韩国,在飞往首尔、途经中国上空时,「前所未有」地向中国发出了友好祝愿,这也是天主教教宗首次获准经过中国大陆领空,开创中梵关系史上新的一页。2016年10月5日,方济各首次公开接见中国大陆的一位主教徐宏根。
 
同年的春节前夕,教宗接受《亚洲时报》专访时称赞中国拥有「伟大文化」和「无穷尽的智慧」,而世界无需对中国逐渐成长的实力感到担忧,也避谈西方常拿来抨击中共人权问题与限制天主教徒自由等议题,向北京示好的态度非常明显。
 
2017年8月梵蒂冈任命亲中立场的杨鸣章为香港教区主教,更被视为保守立场的一大突破。而不久前,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就教廷对中国态度转变而进行的坦率批评,更说明中梵正快速走近,而梵蒂冈可能更主动向中国大陆靠拢。
 
方济各时代的梵蒂冈,之所以有上述举动,除了方济各务实的政治立场,不外乎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,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综合国力的增长可谓举世瞩目,在全世界的政经影响力,同样也与日俱增,作为非世俗国家的教廷,不免会对其表达友善。再加上,教廷向来以「神爱世人」为本,面对生在中国社会主义红旗下、却有上千万愿意皈依主耶稣的信众,如此庞大的「信徒市场」诱因,堪称是宗教信仰方面亟待开垦的处女地,而台湾约仅30万的信徒数量,丝毫抵挡不住教廷想和北京建交的决心。简言之,现实主义是目前教廷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做出取舍的关键。
 
面对梵蒂冈的善意,以及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基督徒人数逐渐增加,需要考虑信徒们的宗教感受,北京同样有所反应。习近平于2013年首次提出「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」,要求「把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」。2016年12月,大陆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曾在天主教全代会上称:「中梵关系一直以来是广大神长教友普遍关心的问题。」相比于以前的保守态度,无疑释放出了积极信号。
 
在此情况下,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任主教汤汉曾撰文表示,「教廷与大陆已就主教任命达谅解」、「中梵关系正常化是大方向」。据悉,具体的解决方法,极有可能是梵蒂冈让步,由中方来提名人选、梵方形式上任命主教,既维护了北京的利益,又照顾了梵蒂冈的面子。倘若如此,中梵建交态势已难逆转,台梵断交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,台湾因素既非梵蒂冈的主要考察,也不是中国大陆的主要考察。面对可能会出现的外交困局,台湾应有充分心理准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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